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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画派(转)

2010-03-14 16:54

 

岭南画派
  广州的中国画创作,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有两位杰出的画家苏六朋和苏长春,世称“二苏”,均为平民画家。苏六朋(约1796~1862),顺德人,是著名的风俗写实市井画家。他中、晚年寓居广州,曾于雅荷塘石亭巷设画室作画,在城隍庙摆画摊,以卖画维持生计。他对官场政界的腐败十分不满,对平民的疾苦深切同情。所创作的《市见小品册》,或画平民负床叫卖,或画瞽人卖火筒等贫民求生的各种情景;《盲人打斗图》则借两位盲人打斗,讥笑文人相轻的恶习;《吸毒图》揭露西方殖民主义者输入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惨状。他的人物画传神生动、谐谑揶揄自成一格。苏长春(1813~1849),字仁山,顺德人,是有独创精神的写意人物画家。为人愤世嫉俗,言行怪癖,反对礼教和封建统治。他的画单凭线描,不假渲染,而个性鲜明,才气超凡,趋近浪漫。“二苏”也擅山水花鸟画。
  与“二苏”同时的画家郑绩,新会人,寓于广州越秀山麓自建的梦香园。善画人物、山水。其作品《白云山市图》展现出活跃在市场上补鞋、卖卜、耍技艺、走江湖、卖柴、卖菜者的众生相。《铜钱图》却用讽刺手法描绘俗人为钱你争我夺的丑态。
  19世纪末,广州出现两位承前启后的花鸟画家居巢、居廉。居巢(1811~1865),番禺县人。曾拜从江苏入粤的花鸟名家宋光宝和孟觐乙为师,学得宋、孟的没骨花卉画法。居廉(1828~1904),居巢的从弟,少从居巢学画,又深受宋、孟的影响。“二居”重视对实物写生,在创作技法上师承宋、孟没骨画法,善用没骨“撞粉”、“撞水”法,形成形神俱备、透逸清新的画面,成为一个有特色的地方画派--“居派”(其时又称为“河南派”,因二居皆寓居广州河南)。居廉的花鸟虫草画有《宝绩藏真册》传世,所绘《二十四番花信风图》,被誉为居派花鸟画画风的代表作。
  民国时期,画家们纷纷投身到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创作出一批反映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重大题材的作品,产生了一大批新的画家和不同的艺术流派。最突出的是新国画运动的创始人、后人称为“岭南三杰”的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
  高剑父(1879~1951),名砿,番禺人。早年从居廉学画,后到日本学习日本绘画和西洋画,辛亥革命前积极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在日本学画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被派回国主持南方革命事业。武昌起义后,他在广东积极响应,担任东路军总司令。辛亥革命前,他已开始了绘画创作的生涯,至辛亥革命后,则从事“折衷派”新国画运动,是“折衷派”新国画运动的倡导者。他举起“艺术革命”的旗帜,承传画家居廉的画风,吸收西洋画的特色,兼采埃及、印度及波斯的画风。他的画风多变,20年代走向成熟,其作品沉雄苍劲,表现出新时代的风貌。在二三十年代创作的《风雨骅骝》、《虎》、《海鹰》等,借助奔马、猛虎、飞鹰等象征性形象,歌颂中国人民的觉醒和为革命献身的英雄们。《天地两怪物》、《早发汽车》、《雨中飞行》等,在中国国画史上第一次把现代文明产物坦克车、汽车、飞机等画入国画中。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十九路军奋起抗日,高剑父发表了《对日艺术界宣言并告世界》一文,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还挥笔绘制了《东战场的烈焰》控诉日军罪行,再现上海闸北被敌机轰炸后的惨状。抗日战争时期,高剑父还创作了《追求光明》、《南国诗人》、《白骨犹深国难悲》等作品,抒发他抗日的情怀。不过,随着国家的多难和他对佛教的信奉,后期的作品逐渐渗进忧伤和悲凉的情愫。他一生作品甚丰,结集有《剑父画集》。
  高奇峰(1889~1933),名嵡,高剑父的胞弟,“折衷派”新国画运动创始人之一。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致力于革命。辛亥革命后,脱离政界,从事新国画运动。他曾随高剑父到上海创办审美书馆和《真相画报》,任画报主编,主持出版高剑父、陈树人和他本人的三人作品合集《新国画》。他的作品造型与色彩的运用受西洋画影响,早期作品《啸虎》、《猛虎》、《雄狮》、《松鹰》、《海鹰》等,充满了民主革命的激情,是对革命英雄的颂歌。在《猛虎》的题辞中,他就直言:“莽莽风云,乾坤独啸;崛起山林,英雄写照”。他的作品结集有《奇峰画集》。
  陈树人(1884~1948),番禺人。是民国革命先驱之一和“折衷派”新国画的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从年青时起,他就向往革命和追求艺术的革新。早期在香港主持《广东日报》、《有所谓报》笔政,宣传新思想,后加入同盟会,积极参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运动。在绘画方面,他重视写生,以清新简淡、抒情咏时见长。《鹊噪寒柳图》感喟时政的衰败;《岭南春色》、《寒鸦叫雪》、《芦汀雨过》等,抒发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积极进取精神。他一生绘画1000余幅,出版画集有《陈树人近作》、《桂林写生集》、《陈树人画集》和《陈树人中国画选集》。
  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岭南三杰”最早提出并在实践中调和中西画法。20年代开始,高氏兄弟在广州分别创办春睡画院和美学馆,并常以师生联展形式在广州、上海、南京及香港、澳门等地举办画展,产生很大影响。“三杰”及其弟子大都是岭南人,故从30年代中后期起,有人称之为“岭南画派”,50年代起更成约定俗成的通称。“岭南画派”认为真正有生命力的绘画艺术必须反映现实生活,强调走进社会及大自然,对传统绘画语言也作相应变革。反对定于一尊,主张对一切有助于强化绘画审美功能和教化功能的中外古今表现语汇“一炉共冶”,是该画派最重要的艺术原则。岭南画派至今影响仍然大,台湾、美国、加拿大等地仍有传人。
  “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的创作沿着创新的道路而行,在30年代左右脱颖而出,作出了新的探索和尝试。方人定(1901~1975)的作品,在1930年以后,从传统的写山水、花鸟、走兽,转向写人物和探索人生。其中人物画《乞丐》、《风雨途中》、《踏雪》、《归猎》等,就是以劳苦大众为题材的重要作品。抗日战争爆发,他创作出《行行重行行》等抗日力作,还在香港举办了个人的《抗战画展》。黄少强(1900~1942),被称为“悲歌慷慨”的画家。作品《半肩冥镪望天南》,再现军阀混战年代,年青寡妇背着弱小孤儿上夫坟的凄怆情景;《瘦马附车图》,描绘农夫交了地租、苛税,人饥马饿的惨状;《仓皇出走图》、《豪华如梦图》,控诉了当局对日军采取的不抵抗主义;《风雪哀鸿图》、《母子天涯》则是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1937年他出版的《画家》就是一部谱写家国哀愁、民间疾苦的画集。赵少昂(1905~1998)是岭南花鸟山水画传统的继承者和创新者。花鸟山水画《秋色》、《枝摇欲动》、《雨余雾落不禁秋》、《春水池塘处处蛙》、《耳畔蝉声意更幽》等,得到极高的赞誉,《百孔雀图》获得比利时万国博览会金牌奖。黎雄才(1910~ )长于山水,30年代初画的《潇湘夜雨图》获比利时万国博览会金牌奖,作品沉雄朴茂。关山月(1912~ ),以反映现实、重写生和山水画著称。日本侵华期间,他创作了《中山难民》、《铁蹄下的孤寡》、《游击队之家》和《渔民之劫》等作品,揭露日军灭绝人性的兽行,倾诉同胞的苦难。1943年,他到西北、西南写生,创作了《漓江百里图》、《祁连放牧》、《自贡盐井》等作品。杨善深(1913~ )是一个爱旅行和写生的画家,画作以动物题材占优,知名作品有十二生肖动物和《虎穴》等。
  民国时期,“岭南画派”之外的广州知名画家还有赵浩公、潘达微、黄般若、潘至中、
君璧、卢振寰、卢子枢、何冠五、罗卓等近百人之多。他们的创作以继承传统的笔墨技巧为主,也有学习西画,创造出自己的画风。
  建国后头17年,广州国画以一批老画家为领头人,深入生活,绘画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风貌。1952年,方人定参加广东革命历史画创作,与黎雄才合作画《彭湃向农民宣传》。1956年,方人定完成《琵琶行》组画创作。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美协广东分会举办全省美术作品展览,关山月、傅抱石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和黎雄才的《森林》,作为优秀作品选编入《广东美术作品选集》。1961年,关山月到抚顺煤矿体验生活后创作了《煤都》,1964年,关山月、方人定等到山西晋南雁门关等地写生,方人定回来后创作《两个旱年》参加“社会主义好美术作品展览”。1961年,广东画院组织画家分赴粤北连南、珠江农场、西樵山以及黄山、富春江、庐山、衡山等地写生作画,画家们创作出一批具有新意的山水、花鸟画。1963年,广州美术学院学生下乡体验生活进行创作,创作出比较优秀的作品有《静静的山村》、《山深谷雨抢种忙》、《渡口》、《老年人》、《南海之歌》等。五六十年代,广州美术学院的国画教师经过深入生活之后,创作出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其中有关山月的《东风》、《水果之乡》,黎雄才的《护林》、《瑞金沙洲坝》,杨之光的《浴日图》,卢振寰的《鹰》,陈金章的《塞外轻骑》,单柏钦的《踏平南海浪》,刘济荣的《客家女》等。
  在这时期,广东省美术出版部门先后出版了关山月、黎雄才的作品选集。
  “文化大革命”初期,广州国画和西画创作几乎完全停顿。知名画家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批斗。知名国画家赵崇正因画了三只青鸟,被诬为反对“三面红旗”而遭受残酷斗争,致自杀冤死。此时间有绘画活动,也只能画歌颂“文化大革命”和歌颂毛主席的题材。1969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新馆“星火燎原”馆建成时,国画家们为新馆的陈列创作了一批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但是,这批画作也不同程度受极“左”思潮的影响。
  1978年起,广州国画创作逐渐出现空前繁荣的新局面。广东画院恢复创作活动,1978年恢复广州美术学院暨附属中等美术专业学校的建制,1982年成立了广州画院,从而逐渐形成一支由老中青组合的庞大创作队伍。此时的创作思想开放、学术平等,创作个性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发展。集体和个人举办的画展多不胜数。
  著名老画家关山月除了从事美术领导工作外,继续挥笔为新时期作画,作品《井岗山》、《龙羊峡》、《鼎湖山组画》、《碧浪涌南天》、《雪梅图》等,描绘祖国壮丽的山河,获得各种奖项,1987年又为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创作巨幅梅花《国香赞》。广州美术学院、广东画院的画家黎雄才、杨之光、陈金章、梁世雄、陈洞庭、黄安仁、陈衍宁、王玉珏、林墉、汤集祥、方楚雄、王维宝、林丰俗、鸥洋、苏华、梁如洁、伍启中等一批画家,创作出一批优秀作品并获得奖励和收藏,中年画家王玉珏、林墉成就最为突出。王玉珏工于工笔重彩人物画,并在艺术实践中把工笔重彩人物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作品《卖花姑娘》(1984)和《冉冉》(1987),在第六、第七届全国美展中连续获得银奖。林墉曾同苏华三次访问巴基斯坦,前两次访巴作品由巴方出版精美画册,送往伦敦参加国际画展。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会见各国贵宾时,经常在这本画册上签名作为馈赠客人的礼品。林墉的《巴基斯坦写生组画》于1982年荣获“广东省鲁迅文艺奖金”,广州画院和在广州市美术部门工作的画家,也创作出许多有影响的优秀作品。老画家刘仑根据他沿着长征路四进西藏时的体验,创作出《北上军号》、《红军渡急流》,反映了红军的战斗生活和英雄气概;1982年老画家黄志坚创作的《龙虬》,描写广州市花红棉的英姿;同年阳云创作的水墨淡彩《雨趣图》,表现了雨中的朦胧美;陈永锵创作的乡土国画《土地》,体现了土地主人质朴的创业精神;张绍城的国画《草棚》,以水墨淡彩描写广东农村的景色;1983年沈文江的《寻常百姓家》反映了广东农村农场的新貌;1989年陈永康应中央文化部和中国文联的邀请,为天安门城楼绘制一巨幅作品《凤凰花开红似火》,获得了国家荣誉奖。广州画院的画家,10年来出版个人画册有《刘仑作品选集》、《陈永锵画选》、《张绍诚画展作品专集》、《区晖画选》、《陈永锵画展作品图录》、《陈永锵画鱼集》、《陈永锵画马集》、《陈永康画册》等。
  1986年1月,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赖少其定居广州,任广东画院艺术顾问、广州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其国画《孤云与归鸟》在1989年第七届全国美展中获优秀作品奖,1988年12月获日本艺术交流中心授予的贡献金奖。出版有《赖少其画集》、《赖少其山水画》、《花卉集》等。
  80年代,广州的群众性书画活动迅速开展,不少机关、团体、企业、街道成立书画组织,老画家成了书画组织的中坚,也培养了一批国画家,他们进行雅集、切磋画艺,自费印行画册、举办展览等。这一时期,活跃于群众书画活动中的国画家有陈雨田、陈子毅、麦汉兴、孙文斌、吴灏、吴静山、李筱孙、连登、谭大鹏、黄棠、程家焕等。

  建国前广州地区主要获奖国画作品一览表(1930~1933年)
  
  [时间  作品    作者     奖项]
  30年代 《昆仑雨后》 高剑父 意大利万国博览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牌奖。
                 巴黎万国博览会获最优秀奖
  30年代 《雨荷图》  叶少秉 比利时万国博览会金牌奖、美国金门博览会金奖
  1931年 《绝代双姝》 高剑父 比利时万国博览会最优等奖
  1931年 《山高水长》 高奇峰 比利时万国博览会最优等奖
  1931年 《岭南春色》 陈树人 比利时万国博览会最优等奖
  1931年 《花鸟》   方人定 比利时万国博览会金牌奖
  1931年 《山水图》  伍佩荣 比利时万国博览会金牌奖
  1931年 《百孔雀图》 赵少昂 比利时万国博览会金牌奖
  1931年 《潇湘夜雨图》黎雄才 比利时万国博览会金牌奖
  1933年 《游鱼》   苏卧农 比利时万国博览会金牌奖

  建国后广州地区主要获奖国画作品一览表(1957~1990年)
  
  [时间 作品       作者       奖项]
  1957《游鱼》      谢文勇 全国青年美术工作者作品展览会国画三等奖
  1959《雪夜送饭》    杨之光 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金质奖章
  1982《鼎湖山组画》   关山月 广东省首届鲁迅文艺奖一等奖
  1983《巴基斯坦写生》  林 墉 广东省首届鲁迅文艺奖二等奖
  1983《巴基斯坦写生》  林 墉
              苏 华 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授予“卓越勋章”
  1984《卖花姑娘》    王玉珏 第六届全国美术展览银牌奖
  1984《旧中国的一件真
     实事》      汤集祥 第六届全国美术展览铜牌奖
  1984《涛 声》     梁如洁 第六届全国美术展览铜牌奖
  1984《碧浪涌蓝天》   关山月 第六届全国美术展览荣誉奖
  1985《红军渡急流》   刘 仑 广州市文学艺术红棉奖一等奖
  1988《珠圆玉润》    陈其中 在日本大阪举行的日中友好美术交流展特别优秀奖
  1988《日啖荔枝三百颗》 齐鸿就 在日本大阪举行的日中友好美术交流展特别优秀奖
  1989《冉冉》      王玉珏 第七届全国美术展览银牌奖
  1989《桑田》      梁如洁 第七届全国美术展览银牌奖
  1989《藏女》      安 林 第七届全国美术展览铜牌奖
  1989《花落知多少》
    《硕果丰盈》    陈其中 在日本举办的日中美术交流画展银质奖章
  1989《山色不厌远,我
     行随处深》    陈连享 在日本举办的日中美术交流画展银质奖章
  1989《仕女图》     齐鸿就 在日本举办的日中美术交流画展银质奖章

  广州地区入选全国性展览国画作品一览表(1953~1990年)
  
  [时间   作品         作者   展览名称]
  1953 《新开发的公路》
     《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关山月 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
     《农村的早晨》
     《立功报喜》
  1953 《森林》、《三峡》、
     《为祖国找更多的矿源》   黎雄才 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
     《渔村夕照》
  1953 《一辈子第一回》      杨之光 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
  1953 《夏收的中午》、《好消息》 邓耀平 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
  1953 《黄继光》         陈洞庭 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
  1953 《荔枝熟了》        方人定 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
 
 1953 《采木瓜》         黄雨农 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
  1953 《渔舟满载》        卢传远 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
  1953 《群峰竞秀》、《白鹅秋色》 卢振寰 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
  1953 《江边》          何 磊 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
  1953 《春》           黎葛民 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
  1953 《鸡群》          赵崇正 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
  1953 《群鸽》          苏卧农 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
  1953 《鸭》           许奇高 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
  1983 《孙中山创建兴中会》    张绍城 全国侨乡新貌美术作品展
  1983 《村口》          刘 仑 全国侨乡新貌美术作品展
  1984 《红军渡急流》       刘 仑 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1984 《土地》          陈永锵 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1984 《雨趣图》         阳 云 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1984 《巨大的蕴藏》       张绍城 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1984 《龙虬》          黄志坚 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1984 《深圳新拓区》       苏 华 第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说明:入选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历届全国美展的作品,在奖等上是优秀作品奖。

(转载)岭南画派

2010-03-14 16:50

(转载)岭南画派得名的由来

2002-10-16 13:55:00     大洋网

 

  
  在中外艺术史上,一个画派的取名,大致依照两个原则:或按画家活动的地区,或按艺术表现的特点。
  前者如中国古代的吴门派、娄东派、新安派、虞山派、浙派、金陵派、扬州派,近代的海派,现代的江苏派、长安派等等;外国的佛罗伦萨画派、威尼斯画派、巴黎画派等等。后者如中国的“没骨派”、米家山水(以“米点”得名,这是双关语);外国的印象派、点彩派、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超现实派、表现派等等。除此以外,有的还以画家群体的某种特点得名,如中国的文人画派、外国的巡回展览会派等。至于中国古代山水画的“南派”、“北派”之分则比较特殊,它既与佛教的禅宗分派有关,亦与中国南北地质环境、气候特征的差异有关。
  很明显,“岭南画派”之称,是按第一种原则——地区性命名的。这本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很奇怪,这个名称却曾经很令画派的创始人感到不满。据关山月说:“当时高、陈诸先生对‘岭南画派’这个称号,并不满意,因为它带有狭窄的地域性,容易使人误解为只是地区
性的画家团体。更主要的,它没能体现出吸收外来营养使传统艺术发扬光大的革新国画的理想。所以剑父先生从来没使用过‘岭南派’这一名称,而宁可自称是‘折衷派’。在他心目中,‘折衷’这个用语,也并非全为贬意的,只谓博采众长,合于一身而已。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接受‘岭南派’这个名称,而且它已经造成广泛的影响,所以这个名也就被写进了现代美术史册了。”赵世光说:“当岭南三家的画风越来越受全国欢迎时,三人再次商讨,以岭南人所创的画派,简称为‘岭南派’,据闻最初高剑父不同意,认为此派不应局限岭南,树人则解释——‘画派是从岭南创立,并无不得向外发展之意’,终于定名为‘岭南派’。”如果所传属实,则岭南画派的取名使有点“强加于人”的味道了——至少对画派创始人高剑父来说是如此。后来,好些“派中人”也一唯师言是依,如黎葛民等,直至六十年代还在文章中置辩,认为岭南派之名“不够恰当”。到今天,尚有人提议要“恢复‘折衷派’之名”呢。
  这问题到底应怎样看?
  让我们先来考辨一下这个画派“派名”的沿革,才好下结论。
  确实,“岭南派”的名字并不是一开始便有的。当高、陈三位自日本学成归国,以崭新的风貌而令画坛场侧目的时候,他们是自称为“折衷派”的。这名称有个来历。《史记·孔子世家·赞》云:“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折中,就是折衷,取正的意思。高、陈几位用来表示自己酌取众长而得其中正的艺术观点。如1912年出版的《真相画报》十一期里,编者高奇峰的一幅“麻雀图”便标明“折衷派”。稍后,又称为“新派”或“新国画派”。如1915年出版的二高一陈作品合集,便命名《新画选》;1929年出版的《良友画报》三十八期上,高奇峰的作品被称为“新派国画”;高剑父在《我的现代绘画观》里,则自称“新国画”,傅抱石《民国以来国画之史的观察》一文,对他们亦采用同样的称呼。还有称之为“革命画派”的。俞剑华在1934年撰文道:“广东二高(高剑父、高奇峰)参用日本画法以画国画,一洗国画重笔墨骨法的原理,而用泼色,光怪陆离,色彩斑斓,遂以新派自命,而又尝从事革命工作,遂有革命画派之目。”另外,尚有“新宋院派”、“新文人画派”种种名目。最笼统、最含糊的称呼莫过于把自古及今(包括二高)的广东画家一锅端,通通算作“广东画派”的了,如今人李涤尘的《鉴别画考证要览》一书便是那么做的。
  至于在今天普遍通行的“岭南画派”一名,则迟至1948年才出现(用黄志坚说)。关于这一名称的由来,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约定俗成”说,一种是“自己商量”说,还有一种是“北方来源”说。
  第一说云:“关于‘岭南画派’这个名称。并不是哪个岭南画家自封的,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群众创造的。当年高剑父先生留学日本,受到日本画家参酌西方绘画以革新日本画的启发,同时又接受了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和辛亥革命火热斗争的洗礼,于是立志对固有的旧中国画进行革新。他和陈树人、高奇峰先生以异军突起之势,揭起新国画的旗帜,以自己的天才功力和崭新的画风,给当时画坛以耳目一新的印象,时人为表示敬仰,称他们为‘岭南三杰’。后来‘岭南画派’这个名称,也就约定俗成地保留下来了。”“当年”‘二高一陈’被时人尊为‘岭南三杰’,并因此引申出‘岭南画派’的称号,其实也是人们沿着习惯的思路,犹如称‘扬州八怪’为‘扬州国派’一样。”其余两说则见于香港赵世光的《岭南画派界说及其发展导向》一文。其中“自己商量”说已见前引;“另一说则是解放后关山月、黎雄才两位大师到北京画展,当地报刊因其来自岭南,故一致宣传为‘岭南派’,并把其师称为岭南画派的始创者”。同属“北方来源”的还另有不同的一说:“‘岭南派’这一带有地方色彩的称谓,是建国初期,由郑振铎依北方人的习惯,在中国近百年绘画到海外展览时,撰文介绍时冠上的,后来便加以沿用。”现在让我们来评断一下各说的是非吧。如果真是“在1948年以前,还没有‘岭南派’这个称号”的话,那么,高奇峰早在1933年已去世,当时尚未有“岭南画派”之名,何来三人商量之事?可见那一说是不可信的。另外“北方来源”之说亦靠不住,因为它们的时间都在解放以后,比1948年要迟了好几年。可见,揆之以理,只有“约定俗成”一说比较可信。
  现在再回到派名争议的问题上来。那么多顶“帽子”,又是“折衷派”,又是“新派”、“革命派”,又是“岭南派”……到底哪顶最合适呢?是否非得恢复“折衷派”的名称,便不能“体现它的思想实质”、“鲜明宗旨”呢?依笔者浅见,“新派”、“革命派”今天是不好再叫的了,(否则人家要问,难道别的地区、别的流派的作品就全是“旧” 的、“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至于“折衷派”一名,固然可以显示它“吸收外来营养”的偏于技术性方面的特点,却仍然难以体现它“艺术革命”的全部宗旨,尤其是有关“艺术与人生”的重要内容。再从这一画派的实际情况看,它发源于岭南地区,创始人及其他主要成员又都是岭南人,而今天这个画派的“大本营”仍在岭南一带(包括港、澳),那么,按中外画派命名的第一条通则(地域性原则),称为“岭南画派”还是比较适当的。
  可是,为什么外国现代的一些美术流派,如野兽派、立体派、表现派等等,又多据艺术表现特点命名呢?须知那些都是重形式(甚且是形式至上)的画派,所以那样取名是理所当然。但岭南画派不同,它是形式与内容并重的画派(倘若从审美教育的要求看,内容还更重于形式一些)。假使勉强效法国外表现主义的现代诸流派,定要拥“折衷”命名之,那岂不是有违自己画派的本旨(至少是不完全吻合)?从逻辑学、词汇学的角度看,“名”与“实”之间其实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的关系是多元的、可变的,本来就是“约定俗成”的。“岭南画派”这一名称只要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它身然便具有了如上所述(据笔者为岭南派所下的定义,见前)的内涵。正如“扬州八怪”、“上海派”等也有
它们的包括内容风格、技巧形式等各种艺术追求在内的特定含义一样。所以我们说,担心本画派一旦冠以“岭南”之名,便会显不出它的“思想实质”、“鲜明宗旨”,或容易使人产生“以为只是狭窄的地区性的画家集团”的误解,其实都是过虑。
  可见,“群众的眼光”还是雪亮的,如“岭南画派”这个名称,不就“约定俗成”得挺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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